前面提到，不论是圆土楼、围龙屋、土堡、土围、四角楼，还是以天井作为过渡和主要采光口的四合院式建筑，客家民居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合围”。合围建筑，第一功用是防御，第二功用是具有对内的凝聚力，而这两方面都包含着客家人上千年的迁徙和繁衍所留下的整体记忆和基因。
客家人的迁徙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而且所到之处多少都会受到当地原住民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排挤甚至发生摩擦冲突，迁徙路上多少也有受到强盗袭扰的风险。于是客家人不得不在所到之处先以石木结构作为围栏建寨子，设置对外的防御措施。后来对于建筑外围的坚固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逐渐形成各种外围坚固的合围建筑。比如我饶平余氏凤岗派衍始祖文英公，为了逃避元军入侵，于南宋咸淳十年（年）随客家人从福建汀州上杭避难到现在饶平中北部潮客混居的新丰镇扬康圩坝村（当时为潮州海阳县弦歌都严寨）。立于明弘治十七年（年）的石碑上记载他“慷慨好义，乡人信服之，乃裹同里，立砦栅，以防寇盗”。这里的“砦”音、意同“寨”，不过更突出其所使用的材料。
不论是战乱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为了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客家人的迁徙都需要家族性、宗族性或某个派系的整体行动，因为只有这样迁徙成功的概率才足够大。而这些因同甘共苦的经历和血缘关系、政治理念、地域来源等因素所产生的凝聚力，加上其中出类拔萃人物的号召力，以及大家出力共同建造合围房屋的过程，最终使得客家人在建造民居之初就形成一种无须声张的默契。
合围的客家民居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共有空间和共有财产多。比如共用楼门、共用厅堂、共用庭院、共用水井、共用池塘、共用晒谷坪等，外围还有公田作为共有财产。日常生活中还需要大家轮流打扫公共卫生，守卫安全。这些都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责任感和集体观念。
在财产、房屋的分配上，以前客家人多采用抽签的方式，以此体现均等的理念。虽然人都有自私利己的一面，但在合围建筑里成长的客家人则会更多地考虑集体的利益，或者说更遵守公共的规矩（当然，随着后来生存环境的改善，完全合围的建筑逐渐打开，变成半合围的围龙屋、马蹄形围楼或下山虎式的独立四合院，或者形式更加多样的灵活民居等）。
我在想，在合围建筑里成长的小孩可能从小就习惯了相互串门、一起玩耍，虽然不时也会有点小摩擦，但也让他们学会了谦让，学会了互助，学会了以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处理矛盾，这样的成长过程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以及走进社会后的处事方法。
此外，古代客家建筑几乎都是围绕中心祖堂建设的。这个祖堂对于大型的土楼、土堡、围龙屋来说，很可能就是一个姓氏一个宗族的宗祠，对于小型分散的客家民居来说，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会客厅。这样的布局，表现出客家人对祖先的崇拜与尊敬。它每天提醒着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大家有着共同的祖先，大家身上有着某些共同的基因，应该团结互助。
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而能传承至今的最重要的内核因素。祖先牌位的设置以及祭祖的仪式，除了向子孙后代进行潜移默化的孝道教育外，也进一步加强了客家人的内聚力。同时，祭祖这样的礼仪中还包含着长幼有序和辈分高低等观念，对于走出社会的客家人来说，他们更能先听从上级的指挥而少越级出头，也就能避免处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不利局面。
◎梅州南口镇侨乡村杠屋两侧各设一个斗另外，客家民居还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大门的朝向往往不拘一格，同个区域内的客家民居的坐向往往并不一致。这些大门的朝向可能是根据靠山、水路、道路或者建造的时间等来确定的，而弱化了对通风采光等方面的考量。这一点跟古代潮汕村庄中的民居往往大部分有相同的坐向有很大的区别。很显著的是，许多客家大宅前可能设有照壁、池塘、晒禾坪，在禾坪的两侧还设置有朝向灵活的“斗门”，与端庄的大门相映成趣。客家民居的这个特点，可能多少反映出客家人的处事方式中既有大的原则性，又不乏灵活变通性。
（本文摘录自年3月出版的图书《一江潮客情：潮汕与客家历史文化访思录》，汕头日报、潮州日报、梅州日报和揭阳日报先后发文推荐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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