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亲爱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你若爱我,我便不离弃,你若不爱我便离弃.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吧?我们在一起吧
300多年前，周至大儒李二曲曾为公职人员留下警诫：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小民易虐，上苍难欺。而如今，如此大规模的公职人员卷入到与最贫困人群争夺低保的行列，让此处的*府公信力备受质疑。瓜分指标周至县农民周光辛（化名），曾有过一次目睹低保指标被瓜分的经历。那是在2007年左右，低保刚开始在中国的农村全面铺开。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年7月份，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通知》规定，农村低保保障的对象，是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民。其中的重点，是因病残、年老多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民。此间，周光辛所在的村开了一次两委会（*支部会议、村委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低保指标的分配问题。周光辛并非两委会成员，但作为曾连任三届的前村支部书记，获邀列席。会议的重点，没有放在低保指标应该在村民之间如何分配，而是放在了这些指标在两委会成员之间如何分配。争执的焦点，是如何在保证两委会成员都能分到指标的前提下，向村书记和主任适当地倾斜。最终达成的方案是总体上平均，同时向村书记和主任倾斜一两个名额。村书记似乎有一种被分权的失落感在以前指标的分配中，他和村主任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些手握指标的两委会成员，开始为这些指标寻找合适的人选。周光辛发现，这些最终拿到指标的人选，与上文提到的低保标准毫不相干，他们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与两委会成员之间，都有或亲戚或朋友的关系。而村上那些真正贫困的人，却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这是一个外人难知其详的名单，除了村民间的口耳相传外，两委会没有通告，村上的公示栏上也看不到。这成了一出看了一半的戏，知道了开头却不知结尾，于是在村民间杜撰出各种各样的版本。虚报过关村里确定了名单，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两步，一个是乡里的审核，另一个是县里的审批。其与村里的初审加起来，构成了低保审核的三部曲。乡里的审核主要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入户调查，二是民主评议。这两个程序的目的，都是核对申请者所报的资料是否属实。前者是用事实说话，后者是让群众说话。这两个环节名义上由乡镇主持，实际上村里拥有很大甚至主导性的话语权。比如入户调查，由于乡镇对申请者的情况不甚熟悉，入户调查时规定要由村干部陪同。调查人员或基于完成任务的需要，或基于了解真实情况的难度，其调查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村干部的介绍。有的调查人员基于效率的考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村干部的介绍上，而将入户环节一笔带过。基于村干部与被调查对象之间不言自明的关系，村干部通常会在这一过程中暗渡陈仓。翻开一些入户调查的报告，会发现其内容与村上申报的内容几无二致，却与真实的情况相差甚远。这种对村干部的过度依赖，让这个本来意在纠正村级造假的环节流于虚设。一些参与虚报的村干部，会将提前获知的乡镇来人审核的信息告诉被调查对象，让他们提前做些准备。周光辛说，每次入户调查前，村里都会有一些财产转移的行为。入户调查的遭遇，会在接下来的民主评议环节中重演。从制度设计上看，民主评议意在通过村民代表的评议，让可能被隐藏的真相浮出水面。这一环节通常由一位乡镇干部主持，参加者包括村两委会成员和部分村民代表。从这个人员构成看，乡镇在这一环节只是象征性的存在，两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握有最终的话语权。由于村民代表的选择权掌握在两委会手里，这一环节的实际控制权，与入户调查一样，也掌握在两委会成员手里。调查发现，在整个农村低保的申请流程中，村级*权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控制力。它不仅让村级的初审权高度集中，还事实上分享了乡镇一级的审核权，从而让乡与村两级审核事实上合二为一。周至县一位副乡级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或亲戚拥有低保的村干部，在村干部中占比不低于80%。接下来的逻辑与入户调查环节如出一辙：两委会成员要拉拢村民代表，以确保他们所提供的名单在民主评议阶段获得通过。这是一个睁眼说瞎话的环节。不管是两委会成员还是村民代表，对于名单上村民的经济状况都心知肚明，却又不得不口是心非，将一个原本家境殷实的家庭，说成是饱受饥寒之苦。这两个环节通过后，低保申请的旅程已走过大半，主要的险滩均已涉过。接下来要过最后一道关，就是县里的审批。县里与乡里的权力有一字之差：乡里叫审核，县里叫审批。核主要是对内容负责，批则是一种程序上的权力。当在内容上机关用尽，形式也就水到渠成了。审批之前，县里还有一个抽查的环节。按规定比例不少于30%。由于县村之间距离遥远，这种抽查更有赖于乡村两级，事实上最终又落在了两委会手里。接下来的事情，就又回到了两委会的逻辑上。这样，一个由两委会而起的低保申请，在经历了多个有惊无险的环节后，最终完成了一轮循环。周至县一位副乡级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过程，其实是从终点回到起点的过程。县上最终审批的名单，与村上申报的名单大同小异。
史料展示现场，一位劳工家属说，日本工头和监工将中国劳工视为“奴隶”，在他们眼中，打死一个中国劳工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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