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国学大师、潮学泰斗饶宗颐先生曾对潮汕的善堂文化有过这么一番论述：“善堂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提倡‘潮州学’如果摈弃善堂文化的研究，就有遗珠之憾。”饶宗颐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学者，而身为潮州人的他，为何会对家乡的善堂文化给予如此高的重视程度呢？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有关潮汕地区善堂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值得人们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潮汕善堂其实指的是一种扶贫济困、造福社会的民间慈善组织，是现今在全国范围内仅存在于潮汕地区及海外潮人聚居地，并且已经融合了本土文化特色的民间慈善机构。从以上定义我们不难看出，潮汕善堂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典型的民间慈善组织，但是它相对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方的善会善堂又有着不一样的地方。随着中国在晚清时期纷纷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敲开了国门以及随后古代农耕经济的逐步瓦解，近现代化进程开始不断推进，而潮汕善堂作为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一部分，同样也在与时俱进，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变化，而以现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潮汕善堂的历史变迁，对于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现代化转型的认识也同样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民间慈善机构的现代化转型
关于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逐渐升温，越来越成为历史学者尤其是社会史学者
若将中外慈善事业进行比较，不同之处还是较为明显。一是从事救济活动者的动机与精神是相互不同的；二是救济的方法与制度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在从事救济活动者的动机与精神方面，中国的善举是一种考虑祸福的行为，其动机来源于为善者必有善报的观念。而欧洲与美国的新“慈善事业”是依据人类的一种自然之情来实现的，即用博爱的精神来完成慈善事业。而在方法和制度上欧洲、美国的慈善事业其着眼点在于消灭导致人类贫困的原因，在必要的救济中给予职业和教育”。
对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日益重视，以及传统封建伦理教化的逐步淡化，是中国善会善堂在经历了现代化转型后的一大变化。自明清时期发展而来的善会善堂逐渐呈现出善堂的官营化与善举的徭役化趋势，有些民间善堂在国家朝廷的介入、干涉下，一方面不得不开始接受*府的资金援助，另一方面管理者要负责弥补经营赤字，因此出现了徭役编审那样的强制富户轮流担当的情形。进入近代以后，善堂的运作制度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具有近现代企业色彩的董事会制度逐渐成为善会善堂组织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具有雄厚财力的地方工商业商人群体开始进入善堂的最高决策层并起着关键的作用，而这也是其现代化转型的突出特征之一。
二、潮汕善堂的现代化转型
潮汕善堂之所以要在前面加上“潮汕”这一地域性限制词语，也有着其中的道理。首先在起源上，它就有着与其他地方善堂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很多有关中国善会善堂的研究论著里，一般学者考察的善堂对象很多都是发源于明朝时期。在明朝末年，我国的江南地区最先诞生了善会，延续到清朝以后，在善会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善堂，此后便长期存在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的汉族社会中。而潮汕善堂的缘起却可以比这再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宋朝时期，并且有着浓厚的地方民间信仰色彩。它的创立，与官府并无多大关联，反而跟宋代的一位和尚释大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潮汕善堂的文化传统源于这位大峰和尚当时在潮汕所作出的为民造福的善举。由于大峰和尚在当时的潮汕地区施医赠药，收尸埋骨，并且集资造桥，曲乡贡元蔡淳及其孙蔡震有感于其善举，在和平乡将书斋腾让出来易建为报德堂祀之，内奉大峰和弥陀佛像，尊大峰为祖师。有人梦见祖师指示乡里人收尸施药等，该堂便依其法实行之，此举功德无量，各地善信争相效仿，蔚然成风。因此，潮汕地区建立善堂施行善举之风由此而兴，延续近千年之久，并一直持续保持到近代时期。潮汕善堂也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大峰祖师庙。其建立初衷，也多与这种当地民众信奉大峰祖师的民间信仰有关。因此，潮汕善堂里大多供奉大峰祖师神像，除此之外也会同时供奉释逆牟尼、齐天大圣、天后圣母、观世音菩萨等神明，从而鲜明地体现其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其建立营办的主体，除了寺庙僧侣之外，则又多为乡绅，正是其多为民间所自发组织，并且多因民间信仰而起，所以其经费来源也多与官府无关，而主要由乡绅信徒所支持，由于这些信徒对大峰祖师信仰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凝聚力，从而有了较为稳定可靠的物质经费维持，同时官方也较少介入、干涉，而这些与上文所提其他地方的善会善堂都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视为封建统治阶级“伪善”的表现，全国很多善会善堂组织在解放后都遭到取缔、解散，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陆续恢复，潮汕善堂也同样不能例外。因此，潮汕善堂在其发展历程中也有过建国后长达几十年之久的断层，所以关于其近现代化转型笔者只能先从民国时期大致讲起，然后再跳到改革开放并延续至今。
在民国时期，潮汕善堂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救济内容，比如收尸埋葬、赠药赈灾、造桥修路、施茶施粥、防洪巡堤等方面，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增加一些新的善举，如义务消防队的设立便是其代表，当时还从外国引进了先进的消防车设备，这在当时的广东省乃至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但也应该看出，在工艺厂等培养救济对象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建设上，潮汕善堂在这一近代转型时期还做得不够。在清末、民国以及汕头沦陷日伪时期，*府基本处于瘫痪的状态。当时社会的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都是由民间承担。于是，存心儿童教养院、医院、存心学校、存心施粥局、存心掩埋队、存心救护队、存心义山等一系列救助机构相继成立，扶贫救困、贩济饥民，虽然还有像儿童教养院这样的机构，但相对于其他救济内容还不算处于主导地位，这与近代转型后的其他中国善会善堂相比，仍显得有些滞后、单薄，而近代善会善堂一个明显的转型趋势，便是从传统善会善堂“重养轻教”的慈善理念向“养教并重”或者说是“以工促养”转变。不仅要解决救助对象的温饱问题，更要教授他们技艺，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然而在另一方面，潮汕善堂也有着近代化的转型变化，这便是董事会制度的建立。
民国时期，潮汕善堂在人员组成方面就已经有了近代企业制度的色彩，其组成基本上是两个层次：上层人员多为绅商富户，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和董事若干人，这是出钱和决定堂务的头面人物，俗称长衫队。下层人员就是义务负担各种善堂善事活动的堂员，此类人员多为小贩、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等，是出力奔走的群众”。而这种组织制度也一直延续保留在如今的善堂之中，只是其结构组成部分有所增加罢了，但其基本架构和精神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而在经费来源方面，建国以前主要来自绅商富户和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的捐赠，以及善男信女的喜敬，另外还有单项善举的定额认捐。改革开放后潮汕善堂重新兴起，其收入来源则主要依靠善堂会员缴纳的类似于会费的款项，当然也还有海外华侨以及本地富户的捐赠。善堂内也设有功德箱，有人进来会捐赠一些钱物，而其中善堂依靠其本身历史传统中就拥有的民间信仰力量，也还是可以得到善男信女的“香油钱”，在这一点上其传统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依然延续到了现在。总之，潮汕善堂在近现代化背景下所发生的经费来源上的改变，既有传统保留的一面（如香油钱、富户及侨胞捐赠），也有新的变化（如会员缴纳会费，但并不兼职承担善堂日常慈善活动，主要是由善堂专职人员处理）。以近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也是有其变化根据的，即随着近代企业董事会制度的建立以及官方的较少干预（民国期间由于国民*府在社会保障这一方面的欠缺，可以说潮汕善堂基本填补了*府的这一空位），善堂的发展空间更加巨大，所起的社会作用也越发突出。由于在先前历史时期所积累下来的崇高声望，因此即使在解放后曾经中断了好几十年，但在改革开放后一旦环境气氛有所松动，也依然在民间的巨大呼声下得以重生恢复，到如今仍然在当地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潮汕善堂善举的思想和动机
著名慈善史学者夫马进教授，在他的文章里曾谈及年《东方杂志》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有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当时中国慈善组织与欧美的最大不同之一便是慈善思想与动机。在文章的最后，夫马进结合这篇社论的这一观点谈到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尤其举出了晚清时期的经元善、郑观应以及余治的“为善应报”思想，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思想，并进而说明中国善堂历史上并不仅仅只有这种思想，如“中国最初的善会即兴办同善会的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等人，是根据万物一体的思想实施善举的，他们注重‘生生’的感觉”，也就是一种恻隐之心，不求回报。在这一点上，“善举”和“慈善事业”之间绝不存在很大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与近现代化之间依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分裂。而当我们把视野集中在潮汕善堂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慈善思想与动机方面大有文章可谈。在上一段落中已谈到潮汕善堂的大峰祖师信仰（这是最主要的，当然还包括其他诸神的信仰），而这位大峰祖师便是曾活跃于潮汕历史时期的著名宗教人物，由于其生前悬壶济世、慷概解囊而在死后升格为神灵，世世代代被潮汕子孙所供奉，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善堂的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力量一般的凝聚力，而重信仰、求庇佑、寻寄托，又是很多潮汕人的心理形态。关于这一点，很多潮汕善堂都趋于一致，不管它是供奉大峰祖师，还是佛祖、老君、天后圣母之类的。它们从古至今，在宗教仪式方面都不遗余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便是“用神佛的名义来招揽、聚集一批同仁，组成团体，齐心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直到现在，这种目的依然鲜明，所以身为汕头存心慈善会会长的蔡木通先生，就曾对记者坦白道：“善堂经常举行各种大小传统宗教仪式和活动，接受各界捐赠。把传统活动作为凝聚社会的力量，变为慈善活动。而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则很难长久。”作为熟谙善堂日常堂务的现任会长，直到现代仍把这种传统的民间信仰力量当作一种支柱，可见这种无形的传统力量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民间信仰力量虽然仍难免摆脱“为善应报”的思想，即做了善事以求神佛保佑庇护，但以此却可以作为一种常态的凝聚性力量，即使中间断了好几十年但依然可以借此再兴盛起来。即使面对浩浩荡荡的近现代化浪潮，传统的文化力量依然活跃于如今善堂的文化内核中，也许你可以说它并未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但如今它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生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完全脱离历史传统来谈论如今潮汕善堂的巨大影响力并不客观、现实，或许骸体已变，但某些精神灵*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故在。
四、潮汕善堂目前的发展状况
进入近代后潮汕善堂已经建立起了董事会制度，由绅商进行集体管理，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许多潮汕善堂不仅保留了当年的慈善传统与民俗，更在无数热心人的资助下，融入现代化的慈善元素，演变为现代慈善组织规模扩大，数量增加。
汕头市慈善总会
汕头市慈善总会成立于年11月，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自愿参加，是具有国家公募资质和法人资格的全市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中华慈善总会团体会员。慈善总会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工作”为宗旨，工作包括开展赈灾、扶贫、济困、安老、抚孤、助残、助医、助学等社会救助活动，组织各类慈善募集活动，接收国内外及港澳台人士和各种公益团体的自愿捐赠，协助*府和民间慈善机构发展各项慈善事业等等，慈善总会自年11月成立14年多来，在助学、助医、助老、助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汕头存心善堂
著名的汕头存心善堂在年由于善堂所在地的产权等原因，被强制取缔。年，经过另外一番变通，经汕头市民*局和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批准，存心善堂成为汕头市慈善总会的分支机构，全称“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但存心善堂不可以再设分支机构，它下面的学校，如文武学校、养老院、慈善诊所等还不能独立开展活动。年，存心善堂独立登记成为独立法人，全称“汕头市存心慈善会”，逐渐成为真正的民间非盈利性公益慈善组织，凭借其先前积累下来的深厚历史底蕴及其巨大的民众声望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汕头市蓝天义工协会
汕头市蓝天义工协会由志愿为社会提供义务服务的社会各界人士、团体自愿组成，是经*府登记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于年1月发起，年12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协会倡导“参与、互助、奉献、进步”的义工精神，致力于以“服务社会，助残扶弱，传播文明”为中心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工作。蓝天义工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代表大会，下设理事会对日常活动进行组织和管理，通过对个案档案、助学帮教、综合组支持、宣传推广、人事档案、财务、纪律监督等主要职能部门的分工，引领八个综合服务组在不同的街道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协会长期坚持的服务项目包括：夕阳关怀，曙光帮教，困难家庭扶助，贫困学生助学，环境保护（一日义工）等等。协会现有注册义工人，服务范围覆盖市内各大区域，服务对象累计超千人，已有数万人次的普通市民参与过蓝天义工组织的活动。
汕头市金平区光华慈善工作联合会
俗话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在汕头市金平区光华街道，新一届*工委班子年刚一走马上任，就将解民困保民生作为街道工作重心之一。经过反复走访调研，他们发现：街道经济基础薄弱，民*扶贫救助专项资金紧缺，虽然社会上不乏热心企业和个人对困难群众施以援手，但由于缺乏统筹，较为零散，难以兼顾。经过分析，班子意识到必须通过加强*府服务功能，加大牵头统筹力度，切实担负监督职责，整合各方资源，才能更好地整合*委*府和民间慈善力量的各自优势做好扶贫济困工作。经过周密谋划，街道创新提出牵头成立“汕头市金平区光华街道慈善会”，为辖区困难群众搭建助残解困的爱心平台。今年3月，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金平如火如荼开展，光华街道在已成立运作慈善会基础上再次创造性地创建了“汕头市金平区光华街道慈善联合会”，将辖区内的慈善组织和个人纳入统筹监管范围。
两个慈善组织成立后，光华街道领导班子又将眼光瞄准辖区内的光华茶叶批发市场，并创造性提出组建“汕头市金平区光华茶业慈善会”。通过茶业慈善会协调爱心茶企，统筹开展慈善活动，例如名优品牌茶叶义卖，茶企与困难群众挂钩帮扶等，达到茶行业发展和区域慈善事业的融合促进、长足发展。目前，茶业慈善会已建立“汕头市金平区光华茶业慈善会”公众平台，及时宣传潮汕传统文化、茶文化和协会慈善动态。近日，光华茶业慈善会义工队也正式成立。义工队大力倡导“秉承雷锋精神，恒伸有爱之手”，给热衷慈善的爱心人士提供扶贫济困、服务社会的平台，为迫切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提供求助的渠道。
光华慈善会、光华慈善联合会和光华茶业慈善会的相继成立，让光华街道辖内慈善组织爱心组团，使得街道的扶贫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爱心的触角延伸至医保、社保、最低生活保障等无法兼顾的贫困户，众多困难群众受益，街道慈善事业初步形成全面统筹管理，科学筹划落实的工作格局，为光华街道扶贫济困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善堂。在现代化的视野下，潮汕善堂用崭新的面貌，传承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承载新潮人播撒爱心的梦想。